为了等待这个答案，杨波涛在看守所待了10年。“希望”这个词一直在他身上时隐时现。因为一起强奸杀人碎尸案，杨波涛经历了商丘市中院“死缓、死缓、无期”的三次判决之后均因事实不清而被河南省高院多次发回重审。从27岁到37岁，大学生杨波涛的青春在看守所里度过，直到去年取保候审，外面的世界早已风云变幻。

　　1998年的夏天格外炎热，郑州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大专毕业生杨波涛与女朋友正在为毕业的事儿忙得焦头烂额。杨波涛最终进了郑州金宏盛电器有限公司成为业务员。“那时电器销售的市场好，代理制刚刚开始流行，我是第一批业务员。”杨波涛颇自豪。

　　一年后，杨波涛做了一个此后令他后悔万分的决定—回商丘市。杨波涛的老家在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桑堌乡。千禧年即将来临，“希望”全写在这对情侣的脸上。二人在商丘商品大世界开了家电器商行，自己当上了老板。

　　杨波涛被警察带走的时候，店门口的两个音响依旧在大声地播放着。杨波涛并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自家店里飘出来的音乐了。

　　2001年，一名年轻女子的尸块在商丘被发现。被害者是杨波涛的妹妹杨春明的同学，本是取道此处欲借住在杨家。后来，被害人的行动轨迹在这里终断了，警方怀疑杨波涛为强奸杀人碎尸的凶手。

　　2004年7月6日，杨波涛被拘留了。此后，他经历了商丘市中院3次判决，河南省高院3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一直到2014年，因“不能在侦查羁押期限内办结”而“予以释放”。杨波涛说，每一次开庭都是希望的开始，但最后发现人生像过山车，冲向了顶点之后又急转直下。

　　恢复自由身已经一年了，杨波涛并没有得到一份检察院的不予起诉书或是公安机关的终止撤销案件文书，因此无法启动国家赔偿程序。

　　时间似乎在他身上停滞了—出狱后，杨波涛的记忆还停留在鸡蛋两块钱一斤的十年前;时间带走了太多东西—电器商行没了，未婚妻已嫁做人妇，5位亲人离世。当年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头发稀疏神情恍惚的单身汉，曾经读过大学的他再也讲不出一句普通话。

　　他说自己在看守所里曾经一度无法说出一句话。

　　如今，他时常憋着一口气，再缓缓地从嘴里呼出来，发出沉重的叹息。他看着过去生活工作了若干年的地方，说“老街没变，楼都变高了”。

　　他会对路边的小广告心生好奇地读上半天，甚至循着电话打过去。他会突然窜到别人的电脑前，望着屏幕幽幽地说，“你打字真快啊，我也想练练打字。”十年前，电脑和互联网尚未普及。

　　只有在回忆起过往的好日子时，笑意曾有一刻停留在他的脸上，但转瞬即逝。

　　杨波涛现在的手机是装宽带时赠送的，几百块的天语智能机，里面除了微信和QQ，没有太多APP，他说自己最喜欢用浏览器“看新闻”。摆弄手机时，他不好意思地强调自己的手机慢，不如别人的iPhone。

　　在监狱里，他曾在电视上看到很多人从香港运iphone回来，对这个东西心生好奇，出来之后，他专门跑去苹果店，看iPhone和iPad到底什么样子。5秒钟后，杨波涛的手机终于从浏览器返回了主页面，背景图片里，一个拿着柠檬的美女笑得很好看，“我专门在网上下载的”。

　　喜欢看成功商人传记的杨波涛曾经在商丘买了房和车，拥有7、8个下属，在深圳高交会刚刚举办的时候，他就到现场观摩。十多年前，杨波涛去过北京，如今望着电视里的首都，感慨变化真大。

　　如果他不进去，肯定混得比我好。”杨波涛儿时玩伴杨伟强开着车说，杨伟强家外墙的瓷砖在阳光下反着光，像是城里气派的别墅。

　　他和以前不一样了，发怵，朋友聚会叫他也不出来，明显跟社会脱节，跟人接触会发慌。”杨伟强说。坐在杨伟强的车里，杨波涛死死地拽着上方的把手，下车时因为车门锁住而打不开车门。

　　杨波涛在2004年拿到驾照，照片上的他脸色白净，头发茂密。几个月后，他被抓，很快他变得黑瘦、虚弱、唉声叹气。

　　2004年6月15日，杨波涛开始向警方交代其强奸杀人并分尸、抛尸的“犯罪事实”。杨波涛的辩护律师沈祥丰发现口供有“上百处”矛盾点：抛尸现场、肢解过程、死者姿势、黑色塑料袋的使用等细节前后供述都不一致。“对死者的遗物，供述中悉数列举，连商丘去义乌的汽车票价都记得清清楚楚，如让人观看一个用圆规画的鸡蛋，总有太圆的感觉。”沈祥丰说。

　　出来以后，他以为得到了自由，看守所留下的“综合征”却并没有放过自己。他的生物钟依然停留在每天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他指着宾馆的双人床，“在看守所，这个通铺能睡4个人，没法翻身，里面的生活只有两件事：争食和抢铺。”母亲孙淑祯说儿子回来之后变得暴躁了，他们不敢询问看守所里的情况，只是在晚上经常听到他做梦哭喊，跑进来一看，他又摆摆手说自己没有事。

　　冲突与挣扎每天都在他身上发生。他喜欢说如果当初不去商丘，如果当初不怎样怎样，现在自己应该是身价几百万了。

　　这个习惯传染给了妹妹杨春明，她坐在老家院子里哭丧着脸，说自己十年来一直自责，如果当初没有接到被害人的电话，事情就不会是今天的田地。

　　杨春明曾在电器商行帮哥哥忙，杨波涛“进去”以后，电器商行没两年就倒闭了。如今，除了摆在老家的一台早已过时的影碟机和一箱落了灰的碟片，什么都没剩下。

　　如果时间能倒流……”杨春明哭了，在杨波涛进入派出所时，自己的孩子刚刚几个月，她伸手比划着一个婴儿的长度，“现在她跟我一样高了。”孩子并不知道自己还有个舅舅，直到杨波涛走出看守所，杨春明才告诉他，“舅舅以前出差了。”

　　杨波涛的父亲生前曾在几个临近的村里教过书，很有威望，杨波涛出事以后，认为“全世界都知道了”的父亲变得不愿意出门，觉得低人一等。

　　在2006年，河南省高院发回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函里，杨波涛故意杀人一案因杀人分尸现场不明，杀人工具不明，抛尸现场的指纹并非杨波涛留下，作案时间不确定，以及“被告人提出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有逼供和诱供情节”，要求查清。2009年6月12日，商丘中院判处杨波涛无期徒刑。杨又提出上诉。2009年9月26日，河南省高院又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3年8月23日，商丘市检察院以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撤回起诉。直到2015年，杨波涛被解除取保候审。

　　杨波涛出来后，母亲孙淑祯回忆，因为杨波涛多吃了一点饭，父亲高兴得哭了起来。在看守所的十年，父母只有在几次开庭时能匆匆见上唯一的儿子一面，“他叫声‘妈’，我就答应，他关在屋子里，不让俺们进去，我就扒在门缝听，听不见。”

　　孙淑祯60多岁了，牙齿快掉光了。杨波涛出来一年后，父亲因肝癌去世，这些年因为治病、上访，家里欠下几十万外债。

　　孙淑祯对新生活最大的期许莫过于能早日抱上孙子，“丑闺女也好，只要她不嫌弃咱家。”老家的房子陈旧而破败，屋里除了一个颜色鲜亮的暖壶以外，再也看不到明亮的颜色。杨波涛毫不掩饰自己急着讨媳妇，他只有一条要求，对方不能带着孩子。“什么感情不感情的，搭伙过日子，没有钱，年轻的谁跟你?只能找离过婚的。”

　　他也曾经浪漫过，他曾和未婚妻“看了那时候的所有大片”。他提到《诺曼底登陆》、《辛德勒的名单》，那时他最爱张国荣的《风继续吹》，歌里唱：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己取。

　　现在，杨波涛彻底变成了农民。

　　家里的5、6亩地里，麦子已经快长到小腿的高度。妹妹杨春明说哥哥不自信了，话没有以前多了，“干啥事都放不开。”

　　他也想要找份工作，重操旧业，却因为“大龄”，跑不动了。他不愿再回到商丘，称那里是伤心地，“这里都是给人送货的活，哪需要什么经济管理呢?”曾有一瞬间，戴着眼镜的杨波涛说起货币政策、财政支出等宏大的词语时，才让人记起他的大学生身份。

　　出来之后，杨波涛想学英语，还专门跑去听新概念的讲座，觉得很励志。堂兄曾在他被抓起来时远赴美国读书，如今已是北京大医院的名医，他说小时候堂兄就是他的榜样，“但我的人生走弯了”。浓重的河南话让人听起来像“走完了”。

　　大学时代黑白色的英语书已经改了很多版，现在都是彩色的了。谈起未来，杨波涛习惯性地停顿，仰起头，盯着斜上方，“想换个环境，去新加坡打工也比现在赚得多。”很快他又尴尬地笑笑，“咱关起门来说，现在生存还是问题呢。”

　　杨波涛说自己以前是一个书生气的人，很理想化，现在他容易变得愤怒。他最常挂在嘴边的四个字是“命运!耻辱!”

　　杨波涛的律师沈祥丰说，现代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个体公正。对于法院来说，佘祥林之类的错案率可能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但它对于佘祥林来说却是百分之百、千分之千、万分之万!

　　人生这起起落落，跟演戏一样。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生老病死、恩怨纠葛。”杨波涛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这句。

　　老家院里有一棵无花果树，十几年前杨波涛从商丘把这株幼苗带回家，栽在了院子里，如今已经长到一米多高，结了几茬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