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举报信还指控王文兴于2013年王文兴与新加坡商人合作建立尼斯酒店，联保实业公司出地、出资承建租给新加坡商人，让村集体背负巨额银行利息及将集体所有企业全部租赁给其支部及领导成员进行转租牟利等问题。

　　对于兴建尼斯酒店问题，村民算了一笔账：“村里承建酒店，光建筑成本就得2亿元，光每年要付给银行的利息就差不多得2000万元，而酒店的租赁费才900余万元，银行利息比租金还多几倍。要还清该笔欠款至少得上百年的时间，这样公司及保儿村将背负沉重经济包袱。”

　　可王文兴却不这么认为：“建酒店也是为了保儿村在仅有的土地上寻找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集体的财产就是我家的

　　对于王文兴的这些解释，村民们却不并不买账。“这么大的项目不征得村民同意，书记一个人说了算，严重侵犯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举报信中写道。

　　当记者问及“这些项目有没有经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讨论时”，王文兴表示：“确实没有。”

　　但王文兴认为：“这些项目决议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都是经过村委会讨论通过的，并且这些项目情况也都进行了公示，当时也没有村民反映。”

　　之所以没有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王文兴表示：“由于场地、时间有限，而且项目发展情况也都在公告栏里进行了公示，所以就没有召开。”

　　可是，村企毕竟不是村委会的企业，而是村民集体所有的集体财产。根据相关法律，村民代表会议作为村民委员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村民自治活动中行使决策权、立约权、监督权、罢免权的组织形式，通过会议途径行使自己的权力。目的是为了保障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加强村务管理。

　　管理有失公允必将遭人疑，王文兴的做法等于是变相剥夺了村民的民主权利。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基层工作者面对的是数量多、诉求杂、素质也良莠不齐的农民。众口难调,要想做出万全之策肯定不现实。但是‘程序上的正义’最起码要遵守。因为这是底线,是体现村民自治,保证农民知情权、参与权的基本方式。

　　上述人士认为，村民代表大会是法定的，必须召开。公示栏不应成为摆设,村民自治也不应成为一句空话。如果能把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征求村民意见这些最基本的程序性问题做好，农民的牢骚和埋怨可能要少得多。

　　尤其在城市化发展中，因为城中村土地升值带来村民暴富，同时也因为土地问题出现了批量的“小官巨腐”案件，其中政府在村民自治上的监督更倾向于袒护村干部，从而导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矛盾更加恶化。

　　比如，青岛保儿村。尽管王文兴接受记者采访中一再否认曾说过：“集体的财产就是我家的财产，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记者采访发现，保儿村村委会在村集体重大事项多年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似乎印证了广大村民根本无权过问保儿村集体财产这一尴尬现实。

　　结果，众多村民长期以来到青岛市政府、市北区政府上访堵路，让政府头疼。如何搭建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沟通渠道，或许是当地政府应该考虑和监管的问题，而不是一味的维稳求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