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内容的村民自治，赋予了广大农民极大的民主权力，村民委员会通过农民选举、代表村民来发展农村社会经济，带动村民发家致富。但是，在这个民主进程中，全国各地不时传出村委会干部在未经村民同意和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非法经营、倒卖村里集体财产。

　　2015年年初，青岛四百余名村民联名向本报举报：青岛市市北区(原四方区)保儿村村委书记、联保实业总公司总经理王文兴及其领导班子成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职务侵占过亿集体财产等问题。

　　据记者了解，王文兴自2002年就任村委书记，截止目前已长达12年。村民在按着血手印的举报信中写道：“王文兴雇佣黑恶势力，面对村民举报曾扬言：‘集体的财产就是我家的财产，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对这些举报，王文兴却不以为然。他告诉记者：“举报信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这是某些村民借此来达成个人私利而已。”

　　全国村委会选举刚刚结束，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为何如此水火不容?青岛保儿村不是个案。“各地政府在村干部选举上，往往过多干预，尤其是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较少考虑村民自治。”多名法学专家曾调研发现，结果引发矛盾，导致村民不断上访。

　　村民自治”蜕变成“村官自治”。《人民日报》之前曾多次刊文指出，少数村官成了基层治理的“病原体”，甚至成为触发集体上访、群体事件的火药桶。

　　价值上亿土地被疑贱卖

　　上世纪90年代，青岛市在划区和“撤村改居”进程中，位居四方区保儿村村民土地被大量征用，昔日的村庄成了现代城市中心，村委会随后成立了青岛联保实业总公司来运营保儿村集体企业。

　　可是，村庄拆迁后，村里原有的四方闲置物资市场和四方五金建材市场都被拆除，让保儿村经济来源大幅减少，仅剩下部分厂房。当时，政府为了解决保儿村村民生存问题，在黑龙江南路与台柳路之间留了100多亩的土地用于发展集体经济。

　　据悉，在1993~2001年期间，保儿村就因给植物油厂、大圣公司担保等原因欠下不少外债。直到2002年，王文兴在保尔村担任新一届的村委书记之时，保儿村还欠下2500多万元的外债。

　　王文兴告诉记者，新任村委领导班子成员上任以后，王文兴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村委会征用公共事业用地兴办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酒店。

　　这一系列的举止确实提高了拆迁后居民的福利，解决了几十人的就业问题。但和邻村双山村村民拆迁后每人分得二三十万相比，保儿村村民获得的仅仅是每年年底几千元的福利。

　　“我们有那么多地，可是钱都去哪儿呢?”村民开始质疑村委们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记者手中这份近四百人的联名举报信首先就指出，“王文兴上任以来，将价值上亿元的村集体土地在2003年以约800万元非法贱卖给华世通车行”。

　　“华世通车行地处黑龙江南路与合肥路的黄金地段，土地面积约10亩，现在每亩价格为600~800万元之间。该地保守估计总共也得上亿元，此种做法使集体资产大量流失。老百姓们强烈反对此事，并试图阻止土地开工，但是王文兴书记却雇佣黑恶势力对老百姓进行人身攻击，造成十几个无辜百姓住院，大家敢怒不敢言。” 一村民表示。

　　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是国家所有，任何转让必须经由国土部门挂牌出让，村集体无权出让。“华世通车行土地转让属于非法转让。”

　　对于为什么卖地的理由，王文兴告诉记者：“那时候我刚刚接手保儿村，村里欠了大量外债，村里要发展，只能卖地才有资金来补充。”

　　招商引资被指中饱私囊

　　与外村人合伙成立青岛诚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因也是因为村里没有钱。”王文兴表示：“为了开发村里仅有土地资源，我们只能通过招商引进资金成立诚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本星三人出钱占35%的股份，青岛联保实业总公司出地占65%的股份。因公司没有钱不投入资金，全部资金由王本星负责投资、融资，办理开发建设所有相关的一切手续，并协助公司办理其它土地的相关手续。”

　　而村民却认为，“王文兴与外村人合伙成立了青岛诚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利用村里资金、土地进行开发经营，利润所得与对方四六分成。2007年诚信置业公司利用村集体30亩土地兴建兴旺花园，开盘价每平方米9000余元的楼盘，最后村里仅得3000多平方米的网店房(营业房)，大量的钱却流入了村支书的个人腰包。”举报信里如此表述。

　　对此，“该项目青岛联保实业总公司获得了2000多万元的现金分红和3000多平方米的网点房。这些网点房一直在对外出租，不算租金收益，光这些网点房的市场价格就在5000万元以上。这块地的项目开发已经算是利益最大化了。”王文兴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