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因让座问题引发的风波。6月30日，上海地铁9号线，一男子拒绝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一位大妈上前劝阻，并引发纠纷。上海轨交公安在事发后介入调查，该男子称当天是去做志愿者，一天下来也很累，所以没有主动让座。

　　不主动让座，对老人劝告也无动于衷，还抢夺乘客拍摄的手机……这些关键细节组合在一起，似乎足以刻画出一个自私、蛮横的年轻人形象。但这一次，多数网友却站在了小伙子的一边。

　　客观而言，自己没座的大妈，提醒下身边有座的年轻小伙为带小孩的妇人让座，也算是热心肠。只是，这仅仅只能是善意提醒，若变成了冷嘲热讽甚至是道德绑架，显然就越界了。再者，在这种情况下，旁人拿着手机来拍摄小伙子，也颇为失当，至少是不礼貌的，也无助于事件的解决。

　　类似事件屡屡引发舆论聚焦，离不开近年来公共场合让座冲突频繁发生这一背景。此次事件中，拒不让座的小伙子，据其自称是当了一天的志愿者累了，并且一开始也是准备让座的，但由于老人的过度“劝说”，反而激发了逆反心理，索性不让。这种心理倾向，在不少的让座冲突中都客观存在，也再次说明，强制性的道德胁迫，不仅不利于激发道德自觉，还可能反过来削弱社会对“让座”这一道德倡导的认同。

　　据报道，日本也非常提倡尊老爱幼，但公共场合，却很少发生类似的让座风波，甚至不少老人会主动拒绝他人让座。其中的缘由，除了“怕麻烦别人”的心理深入人心，更在于，在日本老人看来，接受让座即意味着自己服老，承认自己是弱者。这种对比反差，有助于我们更真实地体认让座冲突的根源。

　　提倡公共场所让座，不管对象是老幼还是病残，其目的都是出自于社会对弱者的照顾原则。但是，一些老人强迫他人为自己让座，所表现出来的，或不仅仅出于自己的弱势身份，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我是老人就必须有座位”。让座的道德前提就此从弱者需要照顾，异化为老人必须享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待遇”。反之，不让座，就是不尊重老人。在这种微妙心理之下，让座冲突变得经常化，也就不意外了。

　　因此也可以说，获得一个被让出的座位，或是一个跳广场舞的篮球场，可能成了部分老人对自己“老人权威”的一种外在确认与补偿。即如这起事件中，老人虽然不是为自己争取座位，但其要求小伙为带小孩的妇人让座，亦是将自己置于一种道德权威的地位，带有一种教育“年轻人”的心理动机。

　　道德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让座更不是无条件的道德正确。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是那种不由分说、脱离了具体场景的道德宣教，对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部分老人而言，他们可能理解不了：一个当了一天志愿者的小伙，或者正处于生理期的女孩，也是某种意义上需要座位的“弱者”。

　　居高临下的道德胁迫，难以生长出真正的道德自觉。为弱者和有需要的人让座，确实应该提倡，但既然是提倡，就应该止于自我道德认同的层次，一旦迈向强制，不仅变味了，也很可能激发逆反心理。这次网友力挺不让座的小伙，在根本上说，其实不是年轻人与老人的群体对立，更不是说否定让座的必要，而是边界日益清晰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与权利观，与传统一元化道德观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