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交代下案情，来自8月23日《新京报》报道：31岁的程某是北京人，博士研究生,女。2014年9月1日，程某因琐事与35岁的张某发生口角。程某用绳索勒住张某颈部致其机械性窒息死亡，后将张某的尸体肢解，并伙同母亲何某将尸块抛弃于北京门头沟区。案件审理期间，程某与被害人亲属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一次性赔偿350万元，被害人亲属对程某表示谅解。法院审理认为，程某所犯罪行特别严重，依法应予惩处。鉴于程某能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并得到被害人亲属谅解等情节，依法对其判处死刑，可不予立即执行，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程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庭审中，程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对于案件的发生具有严重过错。如果法院以此为由免程某一死，法律上自无问题。但从报道看，法院对此未予认定，免其一死的根据是“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并得到被害人亲属谅解”。

　　笔者并非重刑主义者，赞成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但根据什么减少适用，则涉及公平、正义等问题，不由人不关注。将积极赔偿、得到被害人亲属谅解作为免死依据，给人留下这样的悬念：如果犯下罪行的不是程某，而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赔不起钱，也得不到被害人亲属谅解，他的命运会有所不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同罪不同罚”的正当性何在?公平又如何体现?

　　刑事案件中，有的被害人亲属宽容，给些钱甚至不给钱，都能谅解被告人;有些则坚决不要赔偿，只求严惩被告人。对被告人来说，遇到哪种纯属偶然。如果被害人亲属意见作为量刑依据没有问题，那么，将这种偶然作为被告人承受犯罪后果的决定因素之一，也就问题不大。关键在于，这方面的“决定力”该有多大。

　　犯罪侵害被害人，也侵害社会。虽然多数案件以公诉形式由国家追诉犯罪，但对于如何惩治被告人，被害一方也该有一定的发言权。司法实践中，轻伤、交通肇事等相对轻缓的犯罪，被害人的意见多得到尊重。需要注意的是，被害人亲属并非犯罪的直接受害人。作为间接受害者，在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他们的意见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但他们毕竟不是被害人，其意见的“决定力”应小于被害人本人。

　　毙了程某，张某家人一分钱也拿不到，和这种“两败俱伤”相比，目前的结果似乎皆大欢喜。作为犯罪后的表现，积极赔偿得到被害人谅解成为量刑考量因素，没有问题，但决定刑罚轻重的，是也只能是被告人所犯罪行。被告人积极赔偿应予肯定，而公众对“花钱买刑”甚至“花钱买命”的担心，也并非杞人忧天。一旦“因为我有钱，所以我杀人可以不偿命”的逻辑成为现实，法律的公平、正义基础将被动摇。

　　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需要立法、司法机关认真研究。个人以为，将被告人赔偿、被害人亲属谅解作为依据，命案应格外审慎。也许这样，被害人亲属不能从被告人那里拿到钱，但其权益仍可以通过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等途径实现。而法律背离了正义、公平，则无从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