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中粮“国企奢侈品酒会”的报道源源不断。有媒体爆料称，中粮进口酒业务部在云南举办奢侈品酒会，“一顿喝掉20万元红酒”。很多人纷纷问责中粮，也有网友称其是正常的商业推广活动。针对此事，中粮集团子公司中国食品有限公司回应时称：经过公司调查了解，此次活动属正常的商业活动，喝掉的只有2万元酒。没有发现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

　　中粮子公司对云南酒会的解释并没有消除社会议论，反而引起更多人的不依不饶。正常的商业活动是个过于有弹性的解释角度，外界无从了解和判断其合理程度。真要说清楚事情，仅仅是拿出详尽的单子证明是不够的，而应从理论上对国企行政公务行为与商业公务行为进行界定，这自然引起我们对国企商业行为的法律思考。

　　国企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兼有行政公务行为与商业公务行为。学术界观点认为行政公务行为是指行政公务人员代表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和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国企行政公务应该参照行政公务人员来确定。而国企的商业公务行为是指商业人员代表商业主体行使商业职权和履行商业职责的行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国企的行政公务行为与商业公务行为分类，是国企改革与反腐败中的一个现实问题。

　　国企员工经法定方式成为国有企业员工后，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即“国有资产经营者”的身份，具有不同于普通公民的特殊权利，同时也要承担特殊的义务。但是，国企员工也并不因此丧失作为经营者的权利义务，他仍然具有其自身独立的法律人格——市场人人格，这种市场人人格意味着国企员工应该依照市场的意志行使其经营的权利，履行其作为市场经营者的义务。这样，就产生了对于国企员工行为的性质认定问题，即：是实现其市场权利的经营行为，还是体现行政主体意志的公务行为，这是产生国企员工行为冲突的根本原因。

　　国企员工行为”这一概念在法律条款中并没有体现，它只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存在。而现在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就在于对国企员工行为进行区分，确定国企员工不同行为的法纪效力、法纪后果以及法纪责任的承担问题。

　　在探讨国企员工行为的界定问题上，应当以一个原则为依据，即要看行为本身与行政行为与商业行为的相关程度。由此来判断中粮子公司的会议，性质上是“促销宣讲会议”，是一个酒业经销商的会议，品酒自然是商业行为。承担商业行为的主体是进口酒业务部，品尝的是进口酒，属于正常的商业活动。所以，只能用“经营监管”标准来“监管”经销行为，而不能用“八项规定”来简单地衡量经销行为。

　　根据国企行政公务行为与商业公务行为的界定，衡量商业公务行为的标准自然是经济效益与质量，当界定为商业公务行为后，就需要对活动结果进行统计调查。如果效益明显，自当别论;如果效益不好，建议其上级单位从监管角度从严查处。譬如招待费问题，便存在行政招待费与商业招待费的界定问题。把商业招待费当做行政招待费来衡量，就会造成标准的混乱。因为商业招待费开支是列入成本的，而行政招待费是开支的利润，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如中粮所说，虽然除了鉴酒这一场内活动之外，确实没有安排旅游、参观、打高尔夫等任何与产品推广无关的活动，内部员工也没有参加酒宴，这是没有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主要依据。这难免有教条理解“八项规定”之嫌。假如真的奢侈了，即使不在规定的范围内，也不代表理所应当。从国企管理提升角度看，这也在监管之列。

　　作为市场经营主体，列入成本的商业公务支出，不应在行政监管范围内，而作为行政接待支出，自然应视为行政监管范围。“八项规定”主要是针对行政公务行为的，简单地用“八项规定”套企业的商业行为，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容易造成法律错位，也容易伤害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

　　蔽此推广内容，尽管我们对中粮子公司奢侈品酒会定性是商业行为，但不可否认中粮子公司的国企性质。如果这发生在民企，是不容置喙的。这场品酒会之所以引起近几日的舆论大波，正是因为中粮集团的国企身份。确有一些国有企业顶风违规，特别是种种权钱交易的胆大妄为挑衅“八项规定”，试图继续享受“公款不花白不花”的腐败乐趣。对于这种丑行，社会舆论必然会高度警惕。作为国有企业，即便是正常的商业活动，本着对纳税人负责的态度，在花费上也应该有所克制。“八项规定”中指出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要“厉行勤俭节约”，对于经营活动也是适用的。这不仅对中粮子公司是个警醒，对所有国企也是个警醒。

　　随着国企改革的全面深化与反腐败的深入，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都暴露出来。国企分类任务加重，不仅要对企业功能进行分类，还要对企业行为进行分类。

　　(李 锦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