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今年77岁，在西北边陲的一座四合院里过着隐居生活，窗外能看到若隐若现的贺兰山脉。

　　和早年相比，他的生活安静了很多。上世纪80年代，身为名噪一时的作家，他总有写不完的小说。上世纪90年代，他以文联主席的身份下海经商，又有谈不完的买卖。到老了，他总算是名利双收，心满意足。

　　上网去搜一下“张贤亮”三个字，你自会知道他的经历。如果非要说是段传奇，起头就是一首诗，发表于1957年，叫做《大风歌》。如果不怕麻烦的话，还可以再去搜一下，网上也有这首诗的全文。现在看起来，这首诗不太符合当今的审美，起头就有一连好几个排比句“我来了”，接的还是感叹号，有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再一想，放在那个年代倒也恰如其分，公私合营已经完成，大炼钢铁就要开始，想必一个19岁的少年也很难按捺住体内狂热的荷尔蒙。

　　这首热烈响应时代的诗歌得以顺利发表。以此为界，我们年轻男主人公的命运就此发生逆转。在接踵而来的运动中，他因此被划为右派。此前，他是世家的孙少爷，祖父和父亲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家住在上海高恩路的洋房里。现在上海已经没有这个名字的街道了。不过，网络是个宝库，再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高恩路在1949年以前之所以闻名遐迩，不仅因为是奢华的法租界，还因为赫赫有名的荣德生绑架案就发生在这里。荣家和张家勉强也算邻居吧。

　　1957年，张贤亮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后面的很多事情，我们通过去年那次劲爆的微博桃色风波，多少有所耳闻。在那次突然爆发又被迅速平息下去的风波里，张贤亮被塑造成了一个处处留情、出手大方的风流作家形象。很讽刺，好像这个风波跟莫言拿诺贝尔文学奖正好是前后脚。老作家久未写作，再一露面，竟然既不是因为文学成就，也不是因为商业名望，而是因为他跟其他30后截然不同的活法。

　　故事是假的，风流是真的。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私生活。张贤亮承认，他的确有和30后同代人截然不同的性观念和婚姻观。他不接受一夫一妻制，并且有过很多情人。他坦然承认这个很难被主流社会接受的事实，说：“别人想女人的年龄，我在想政治，在想究竟是什么让我到了今天这一步。政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大半个世纪以来，政治家推动的社会变革深刻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是性生活。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年以后，包括张贤亮在内的很多人，大伙儿做官的做官，出名的出名，发财的发财，但是即便像张贤亮这样曾经认为“政治，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人，也不愿意再谈论政治。

　　或者说，他只能以调侃的方式来谈论之。在张贤亮的西部影视城里，有个文革大院，用于展示上世纪60年代的某些相关纪念物。这事原本阻力重重，根本办不成。不过，他想了个办法，在大院里做了一面照片墙，把历年来影视城视察参观过的领导照片都一一按照官阶排列。这是个恶作剧式的护身符，因为每次改选过后，他都要按照职位变动把这些照片重新排序。现在排名第一的姓甚名谁，我就不用说了。

　　尽管很少出门，张贤亮却称不上是个真正的隐士。他还是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的董事长，在这片方圆数公里的砂砾泥土夯成的土堡里，有四五百人为他服务，也指望着他讨生活。这里头有水管工，有司机，有服务员，有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年轻文员，还有贴身伺候的“书僮”。现在，受电脑技术的冲击，来影视城拍戏的剧组已经越来越少，不过，张贤亮的各种语录、照片、书籍和讲话却越来越多，几乎随处可见。有一面高高的墙壁上，甚至刻着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忠”字。

　　这是张贤亮呼风唤雨的一座城。他是堡主，所有人都叫他“主席”。政治家主导的时代更迭深刻改变了张贤亮的一生。他对性、政治和权力的态度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巨大变化。

　　张贤亮曾对政治产生过巨大的兴趣以及巨大的困惑。当一个人在饥饿、性压抑并且丧失自由的情形下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和一部分中年时光，他一定非常清楚，是政治和权力失控造就了他前半生的乖张命运。不过，当他的后半生以戏剧性方式重启的时候，他既没有成为复仇者，也没有成为流亡者，他甚至把自己的受害者心态也尽量调整到接近零的状态。每一次潮流更替，他都没被落下。用时髦的话说，他算是“与时俱进”。用刻薄点的话说，他算是随波逐流。

　　在老作家快要80岁的时候，我在他的院子里跟他聊了4个小时。院墙以外不到50米，就是周星驰拍《大话西游》的外景地。为了招徕游客，那里支起了喇叭，每天早晚循环播放那一段著名的台词：“如果上天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闹哄哄又戏剧化的台词被院墙牢牢挡住。院子里非常精致，非常安静，正好就是一个老人值得享用的样子。不过，当老人打开话匣子，你就会知道，现实远比戏剧夸张。无论在生活里还是舞台上，人都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