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协管员阿勇，在做了四年协管员后，辞职在路边练起了摊。继而，他从“走鬼”上升到固定为人补货的商贩，月入一两万元。相比曾经，他的收入增加了近十倍。而他的前同行们，仍在城管协管员的路上蹲守着。

　　吃饭补贴可能被取消、午休无去处、升职天花板、成员年龄断档等等，这些烦心事，如空气般将白石峰等围绕。跳出去的阿勇在奔往幸福的路上未曾歇脚，而那些仍在坚守的人，在苦乐之中寻找自己命中的“快乐小苹果”。

　　曾经的协管员 转行做了小贩

　　对城管而言，小贩既是他们的“对立者”，又是他们的熟人。“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他们早就认识了。”城管队员熟悉常来的小贩，小贩更熟悉人数不多的城管。

　　协管员阿杰在佳豪国际皮料五金城外停下，老陈和阿东下车后撕了几张贴在公交牌上的小广告。在阿杰抽一根烟的时间里，卖粉的老胡把推车推到了百米开外。

　　老胡戴一副金边眼镜，穿一身藏蓝色开襟衫，“其实城管管我们，也是理解的，来了我们就配合他们工作。有时候他们收东西，也不能说不对，但是砸烂东西就不合适了。”

　　30岁的阿勇曾和阿杰一样，也是协管员的一分子。16岁时，他从湖南老家来广州打拼，几乎什么工种都做过，2009年，他做了协管，一做就是4年。后来，他娶了个广州女孩，但妻子一直嫌他工资低，后来，他转行去摆起了地摊。

　　去年，他在白云皮具城外摆摊卖了20多天的包具，积累了5个熟客资源。现在他的工作就是守在皮具城门口，拿着ipad刷微信群：哪个外地客户需要补货，他就去给他们补。“我现在一个月一两万是有的。也不用摆摊，也不用开网店，就靠熟客带熟客。”

　　说起当时摆地摊，阿勇笑笑，“也知道是暂时的，看他们来了我就收了。都认识嘛”。白石峰说，阿勇并不是协管员转去做小贩的孤例。“做协管久了，更清楚什么路段旺，什么东西旺，上手更快”。

　　有人调侃阿杰，“你不如转行做小贩啦。”阿杰反问，“要是真的没有城管，广州会是什么样子?”

　　工作职责30年增加了300项

　　然而，治理乱摆乱卖只是城管众多任务中的一项而已。白石峰拿出厚厚的一本书，晃了晃，“这里都是我们的职责，300多项，怎么管得过来。不知道领导是不是太高估我们的能力了。”

　　白石峰在1996年扩编时加入城管队伍。在这之前，“城管”还叫做“城监”，隶属建设部门管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广州，外来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管理缺乏体系，城监队伍在这时出生了。

　　1985年7月，广州市成立城市建设管理监察队伍，主要承担城市建设和管理7项任务。一年后，这支队伍更名为广州市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定编1000人。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广州市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执行任务的通告》(穗府[1987]35号文)规定，城市管理监察队伍执行的任务范围为城建规划管理、摊贩摆卖管理等10项。

　　1994年，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城市管理的若干决定》，将部分交通、工商和爱国卫生的监督执法委托给城管监察大队。1996年8月，市编委下发的《关于广州市城市建设管理检查支队(广州市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局)机构编制问题的通知》中，在监察大队的基础上，成立广州市城市建设管理监察支队。市里设专业大队，区设大队，街镇设中队，定事业编制2000名。

　　白石峰在这时加入城管队伍，被分配至同德围街道办，负责市容环境管理，3年后，调至三元里街道办。在此后的10多年间，城管工作职责增加至340多项，而在去年起实施综合执法改革的荔湾区，工作职责更是多达2000多项。

　　队伍建设 老中青断层

　　如今，城管队伍老龄化趋势严重。“现在的年轻人认为城管名声不好，都不来考，考上了也不来。”三元里城管执法中队9名执法队员，超过50岁的3个，年龄最大的56岁，两个30多岁，4个40多岁。“这已经是年龄搭配得比较不错的了，很多中队平均年龄都超过50岁。”

　　谈及工作任务繁重，城管执法队员们将这些归咎于“没爷”。“工商有工商部，环保有环保部，我们没有，最大的‘爷’就是广州市政府了。上面没有人帮你讲话，身份上也是尴尬的。”

　　尴尬”的还有城管的拆违工作。今年上半年，在梓园路，有村民搭了几间铁皮屋的违建，说是“老人活动室”。“他们这么说，其实是商铺。这里搭几间铁皮屋，一年铺租就是几十万”。执法队员前去拆卸，一群老人坐在门口，他们不敢动，只好一直等到老人们走了才拆。

　　职业天花板 执法队员升迁难

　　中午12时，三元里街的食堂准点开饭。

　　从中港皮具城行600米至桂花楼皮具城，卖包的、卖现做熟食的……参差排列在道路两旁的有150多个摊档。一位卖饰品的把摊档摆出3米长。“城管来了怎么办?”小贩摇头摆手，“现在城管都下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