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导演杨树鹏

　　拍《少年》，杨树鹏大概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兴致昂扬地在脑中勾勒出一个犯罪题材类型片的蓝图，但是正式开始操作的时候，无论是这个类型片的商业需求，还是来自电影局对血腥暴力程度的审查，和公安局对警察形象的审查，都和他的诉求强烈碰撞，需要他违背最初的意愿，去妥协，去平衡。这个过程是贯穿始终的，”从剧本到成片粗剪，乱七八糟的，反正一大堆调整，调整得我都快疯了”。他不是不懂得形势比人强的道理，也有能力去配合完成要求。

　　但他内心的冲突无法平息。他时而愤怒不已，从实际操作中抽离出来，从根本上怀疑这个制度的合理性。时而又会用理智说服自己，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正能量一些，也权当是磨自己的性子了。时而又会陷入虚无，尤其当他意识到自己是怀抱主动性去做的努力，“我就是个傻X嘛!”甚至会用他并不相信的星座来自嘲，“死金牛嘛”。这是他被强势环境逼到角落无处可退的时候，宽慰自己最有效的防御机制。

　　某个活动上，杨树鹏碰到了《匆匆那年》《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导演张一白，后者对他说，你干嘛非要拍这种电影呢?反正最好看的一定会被剪掉的。其实，杨树鹏不是没接到过《匆匆那年》这种戏的offer，“我能拍一个好玩的都市爱情喜剧，票房2亿5到3亿5。”但是，观众看完也不知道谁导的，这事儿让渴求存在感的杨树鹏受不了。

　　下一部还是想拍犯罪类型片。其实我一点也不希望小孩去看这样的电影，但是我真的希望能在这方面走得再远一点。因为电影首先是视听的，它是感官的结果，你不能在感官上就先往后退，退到没有感官了，那看它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