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8日晚，带着新片《心花路放》来多伦多电影节参展的宁浩，在多伦多大学和学生们进行了一场对话交流。宁浩过去的作品《香火》、《疯狂的石头》、《无人区》也在多伦多大学进行了展映。

　　参加交流的大学生们来自医学科学、工程系、艺术史等各个专业，都是华人，现场也以中文进行问答。宁浩和大家讨论的问题从“圈地运动”、“生产力转型”，到“文艺复兴”、“梵高”……可谓天马行空，在长达1个小时的交流里，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文化、美学、政治课。

　　其间，宁浩还谈到了在海外最有影响里的华人导演李安，不但称赞对方的电影音乐很有趣，也认为对方是一个有文化立场的导演。

　　问答环节——

　　大学生：为什么每部电影里面都有一个地方叫“夜巴黎”？

　　宁浩：我觉得这个词特带劲，“巴黎”就挺带劲，还是“夜”，所以每次想一个地儿的时候就写一个“夜巴黎”。好像80年代的时候特别流行，在街上走到一个地方就叫“大台北”，其实都没去过，但要写那个。还有我拍《绿草地》的时候住的那个“帝豪大酒店”，在蒙古草原上，8块钱一晚上。过去的中国是封闭的，但这些名字代表着我们对世界的幻想，我觉得挺可爱的。

　　大学生：你认为哪些电影作品在电影音乐上特别优秀？

　　宁浩：《辛德勒名单》我试着把音乐关了看，就不动人，但加上那个音乐就特别厉害。那个提琴拉得……跟我们二胡差不多，拉得特别走心。还有李安的音乐，每次都用得很有趣。

　　大学生：《心花路放》来多伦多参展，是不是从创作上开始往电影节靠？

　　宁浩：我每次拍电影的时候，没有想电影节或者票房。突然有一个有兴趣的东西，我就想去拍，目的并不很清楚，没考虑市场。有几个原则：1.先得打动我。2.这个东西有人听，跟大家聊大家会感兴趣。3.它得说的是中国的事儿，有时候我讲完故事觉得是一个美国电影，我就没兴趣了。

　　宁浩专注聆听提问

　　大学生：为什么《香火》、《疯狂的石头》、《无人区》看上去是不同的风格？

　　宁浩：其实内功是相同的，招数可能不太一样。在价值观和态度上是比较一致的，我蛮难特别严肃地跟你讲一个事情，我还是喜欢从一个严肃的事情上发掘一个不太严肃的视角。我过去在北师大放《香火》的时候，大家也是在笑，它是有一个蛮荒谬的视角。为什么会拍那个和尚？我小时候跟一个和尚住了很久，他住我们学校里面，他很有钱，我们都跟他混吃混喝，混了很长时间，他身上有特别世俗的那一面，我们去歌厅唱歌都叫他来买单。他身上的世俗气我特别感兴趣，后来我发现他自己做住持修庙去了，他还是挺有理想的，但是你总觉得那个理想跟世俗的界限特别模糊。

　　大学生：如果你今天可以看三部电影，你会看什么？

　　宁浩：我会看周星驰的电影、北野武的电影和韩国电影。

　　金句摘录——

　　我觉得我们一直是没有信仰的，蛮可怜的一个民族，在物质层面打转转。《舌尖上的中国》只有在中国能火，这是一个吃货民族，追求口腹之欲的都能火。但再往上的道德认知、审美认知、信仰，统统是没有的。我们不会为任何一个高于身体以上的事情而付诸行动，这已经成为我们一直不能受到尊重、生活得很痛苦的一个原因。

　　李安在美国一开始拍的还是台湾电影，然后逐渐过渡，在《家庭三部曲》之后找到一个中间阶段，一半中国一半美国的表达，再往后是对美国文化的质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他是有文化立场的，他的立场是中间者，背靠的还是东方立场，《少年派》就是对宗教系统的质疑。一个艺术家对于自己所处的大环境得有一个认识，对于民族和种群的文化立场也得有认识。

　　有一些影评人会有一种“中国电影死就死了呗，我去看美国电影就好了”的论调，我知道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是很强的，而东方是弱的，这件事早在一百年前就已成定局了。但即使是在这么一个倾轧的过程里，你也必须是以一个斗争的方式，才是健康的。即使你知道迟早有一天会被同化，但是，你有多大力量可以改变他（指代西方文化）？能让他的当中存在多少你？这才是文化融合当中需要互相起的作用。不能说他来了，把抢一扔，说“算了，哥们儿跟你混了。